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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没有您想的那么差!——大势乐观,保持谨慎,积极做好产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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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中国》CEO翟利专访联创永宣-中韩创新合作基金(创始合伙人)牛安东

 

人物介绍:牛安东(Kevin Niu),联创永宣-中韩创新合作基金创始合伙人,中方主管合伙人。毕业于中国能源行业久负盛誉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原阜新矿业学院),曾就职于SK电讯等世界知名企业以及技术领先型的科技创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曾经担任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秘书长、执行秘书长,具备超过15年在通信与互联网领域工作管理经验及丰富的国际项目经验。在产业投资领域专注于:电信/互联网、清洁能源、通用航空、医疗与健康、及文化产业领域。

回顾2018年,大部分投资者与创业者都会感觉企业难做,融资困难。资本的寒冬似乎来临,大家要抱团取暖。网络上流行一句话:2018年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2019年将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这种种困境与困惑呢?《创客中国》作为国内知名的电视创投栏目,有幸邀请到中韩创新合作基金创始合伙人牛安东先生来谈一谈他对2019中国经济走势及中国金融市场的独到观察与见解。

翟总:业界有传闻说自从您2009年辞任了摩托罗拉、索尼、华纳与日本爱可信联合组建的爱可信传媒(AMS)中国区总经理的职务,给自己立过一个约定,10年内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也不参加任何可曝光的业内活动,只潜心做事….,今年正好10年,我能不能理解为您在闭关修炼内功,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10年的心得?而今又是什么促使您重出江湖的呢?

 

牛总:谢谢《创客中国》的开局之访!是这样的,我是2000年进入通讯行业,2009年,中国通信行业以及数字多媒体融合创新,我的职业也面临转型。当时,是希望沉下心,或者继续进入世界著名企业掌管中国区独立的事业部,或者进入央企负责一个独立的数字音乐中心,于是给自己立了一个约定,不应该再接受媒体采访,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一些事情。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榜样,沉下心,兢兢业业,十年二十年的打造自己的品牌,让自己的品牌走向全世界,我们都在向他学习。这十年我希望带领团队,缔造出一批具有创新突破性的企业。这十年里我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关于企业创新也做一些积极的探索,在学术领域,加入到了中国经济信息协会,跟随原杨培芳理事长潜心研究一些信息经济与通信技术前沿的专题,之后又加入到中国移动通讯联合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执行秘书长。促使我复出的主要缘由,是这些年在行业里积累的深厚友谊,2015年春季,去韩国洽谈合作,再次见到了我多年好朋友,时任韩国电信全球创新部部长的崔峻墉先生,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担任KTF中国区副首席代表、直至后来担任首席代表。他建议我们应该共同做一些有利于中韩双方合作的事情,于是,我们商议搭建中韩创新合作基金,很荣幸,我们受到了韩国金融界资深政要的大力支持。现在我为什么愿意接受《创客中国》的邀请呢?是因为,我作为通讯行业的老兵,在企业管理、战略管理方面有一些自己多年的领悟,也有过多次的创业经历,现在又从事着产业投资,在现今市场普遍浮躁的情绪下,有必要出来,向新进入市场的创业团队们讲讲自己的切身感受,要给年轻的同志们鼓鼓劲、打打气,让大家冷静的看到未来的方向,以及应该规避的风险,这也应该是我们这些“老同志”们的责任和义务吧。

翟总:对于2019年经济的预测,大家有着不同的声音,像许小年教授直言我们需要正面对抗3头灰犀牛(一是,工业红利耗尽,宏观经济放缓;二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内部高负债率;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牛总:我对于许小年先生的很多观点都是赞同的。但我认为灰犀牛是三头还是五头,并不是关键因素。个人认为,中国的工业红利不会消失,举个通信行业的例子,以前研发一部手机大约需要10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从Design House提出设计图样到做出实机已经可以压缩至2个月甚至1个月的时间了,这种工业红利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比如苹果手机等高精密仪器的封装是在江苏昆山,现在一部分转移到了郑州,除此之外成都、西安都有大量的配套工厂,深圳、珠三角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配套产业链是更加齐备的,就中国目前的工业装备体系的成熟度而言,不夸张的说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业红利。只要你有很好的创意方向,“PPT造车”就能在中国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工业红利不仅没有消失,中国工业包括智能制造业的升级和技术创新,仍然可以为中国的新经济业态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许先生的观点可能是说,我们的制造业的成本和生产要素的成本增加了,但是这个没关系,比如我们可以把长三角、珠三角等先进制造业可以向中西部转移。利用互联网技术,利用全球化的资讯服务的基础上,我们提倡中西部换道超车,利用中西部特有的自然资源禀赋、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生产要素便宜等优势,我们一样可以打造出一批明星企业;

关于地方负债、企业负债,央行的数据显示总体情况是乐观的、积极的。我们在和省级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以及央企资产管理公司接触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企业没有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只是短期内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我们可以设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并购重组基金,为有发展潜力而暂时面临流动性问题的中小企业提供企业重组基金,以让企业的财务结构有所好转。这些企业纳入到正常的经济循环后,由于他们自身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不会再进行盲目的多元化的扩张,很多企业将会很快恢复元气。

关于中美摩擦,背后是多方面的原因。传统西方经济学里的三驾马车,是贸易、消费、投资。中美贸易占中国和世界贸易的总量还不到20%,而中美之间中国进口贸易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美国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贸易项目对中国GDP实际影响其实很小,对比2018年统计数据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GDP的影响还不到1%(数据显示应在为0.6%-0.8%),所以不必过于夸大这个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不要把中美摩擦政治化,所有因为利益发生的冲突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第二,中美摩擦可回旋、可协商的空间依然很大。对于已经在美国境内进行投资的,例如已经对硅谷进行投资布局的企业和产业投资机构,我们的建议是,既然在美国境内,一定要遵守当地法律,合法合规的做事情。对于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华技术封锁的政策,我国的应对方式也有很多,比如中国和欧洲、日本、以色列等国持续频繁的科技交流,包括我们正在做的中韩合作基金也是在做新兴的科技产业的导入。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好,产品的性价比很高,所以在贸易方面,一些G20国家、金砖国家等也都可以成为代替美国的新兴市场出口对象。

图为:《创客中国》CEO翟利和联创永宣中韩基金创始合伙人合影

翟总:怎么看待国民热议的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之争?

牛总:我们分析团队的观点非常清晰,实际上,消费是在升级。比如中国的旅游业,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年旅游人数包括出境游和境内有达到60亿人/次,2017 年全年国内游客达到 50.01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2.8%,国内旅游收入 4.57 万亿元,增长 15.9%;中国整体旅游市场的消费依然每年增长超过11%。国内某些机场的吞吐量每年飙升30%-40%,这么庞大的旅客量,他们不去消费吗?换而言之,我们国家的消费是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但是这些积极的市场表现有时会被国内市场上消极情绪所蒙蔽了。个别媒体所说的消费降级,个人认为只是针对前10年积累的一些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减少了某些高端奢侈品消费,但绝不意味着大多数的城乡居民是消费降级了。

翟总:您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在什么地方?新的经济业态是怎样的?企业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牛总: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目前,根据公安部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13.9亿人口中,城镇常住居民总量超过了8亿。中国8亿城市居民稳定的、常态化的、良好的、有品质的生活方式还在养成阶段。这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升级的潜力,人口的红利是持续存在的,不必过于担忧一些危言耸听的说法。就拿这8亿城市居民的健康管理而言,如果我们以每1000人需要一个健康管理中心,针对区域范围内固定居民的长期健康数据做一个档案式管理,同时给予及时的健康预警与预防性保健。像这类型的健康管理中心,我国还严重缺乏。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旺盛的强烈需求。再比如,我国现在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接近2.5亿辆,每年还在以超过2500万辆的速度增加,这意味着中国现在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后服务市场。这个市场包含汽车保险、汽车改装、美容、汽车生活、自驾旅游等几万亿的消费空间。现阶段这个市场集中度非常低,需要一些新的全国性的品牌出现,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几个伟大的服务型企业。

第二个问题,关于新经济的业态,其实,我一直反对新经济的说法,经济无所谓新旧,关键是经济活动要持续创造价值。任何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基于信用基础上的价值交换。我们正处在一个文明秩序优化和重构的重大历史机遇期。2019年及未来几年的经济业态将结束以往中国城市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期相对粗放的野蛮生长模式。生意天天有,只是表现的形式与市场需求的标准有所升级。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应该集中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工业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绿色环保意识增强、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纯粹娱乐化节目减少。

第三个问题,关于企业发展的空间,这个是老生常谈。企业发展的空间永远是在企业所处的产业链中积极去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这个方面,特别建议大家参考一下华为的战略管理。任何产品与服务,包括企业的发展都要经历四个周期:导入、发展、成熟、衰退期。卓越的企业总是能够在第三个周期到来时,提前为衰退期的升级或转型做好准备。常青树类型的企业总是表现出社会化企业的特征——他们广泛地影响着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并缔造了一种相对均衡,共生模式的产业生态圈。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主要的精力要放在练好内功,强化自身的管理素质,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持续以精益化管理的标准严格约束日常的管理行为。这样的企业,面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总是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区应对外部的压力。

翟总:面对处于经济下行压力的大环境,企业如何改变自身的经营策略?企业家如何调整普遍存在的茫然和焦虑?他们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牛总:当我们对待目前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去冷静分析其来源以及产生的背景,同时要找到破解的方法。首先,即使在寒冬腊月里,我们依然能看到“犹有花之俏”,无论任何时期,都不能丢掉这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心态,要冷静的看待我们的潜力在哪里、方向在哪里。企业家迷茫是因为没有方向感,企业家焦虑是因为遇到问题找不到方法。当企业家找到方向就不会觉得迷茫,有了解决办法就不会产生焦虑。

我们作为产业投资者,一直都在积极研究市场,我们会定期搜集和整理市场情报,为的是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未来的方向和机会在哪里;同时也及时告知我们投资的企业,更新迭代的方向在哪里,建立一种预警机制。面对国内经济强大的内生力和发展空间,我们作为产业投资机构,总体还还是保持谨慎乐观的。至于他们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关键还是在于平时是否管理好了自己的信用,尽量在企业核心业务的上下游找对战略合作伙伴,盘活资产。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也可以尝试内部融资,或者面向市场众筹。较大规模的企业,尽量恪守主业,切忌盲目多元化发展。造成资金短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盲目扩张造成了企业“失血休克”,战略错误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另一方面,政府也在积极想办法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顺便说一下,中国在企业信用担保方面,尤其是在科技信用担保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翟总:我们知道您现在做的是中韩美元基金,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好吗?

牛总:我们创建中韩创新合作基金的初心,是希望发挥中韩两国市场利差的效应。一方面韩国经济是由特大型企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很多中小型企业进入到固有的特大企业生态圈的成本相对高昂,韩国就此设立了国家级别的科技信用担保基金,然后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对中小型企业进行评估,评估优良者即对其科技创新进行担保。如果被担保的企业发展良好,也会在韩国本土上市,如果被担保企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科技信用担保基金归还投资机构的投资,并接受被投资企业的股份。尽管如此,这些中小型企业由于韩国本国市场规模有限,仍然限制了它的进一步成长。所以我们希望把一些在韩国具备全球领先性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引入中国市场。这方面,我们可以拿到最优质的项目资源,比如先进制造业、半导体、机器人、生命科学、大健康、美容整形等。我们基金管理团队会很负责任的把这些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合资或者合作关系,为他们选择一个适合于韩企落地中国的生存土壤。这非常有利于韩国企业迅速适应中国市场,而非盲目的再去建立本土关联。一旦这种合资企业成长良好,我们既可以推向中国创业板和主板市场上市,也可以再把这些中韩合作企业其输送回韩国上市。中韩合作的概念股相对韩国本土企业在盈利相等的情况下,在股票市场的表现都要明显优于韩国本土企业。因为中韩合作的概念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股民买的实际上是对未来的信心。我们希望真正创造一种中韩双方企业互利、互补、共生的新的合作格局,这是我们的使命。

翟总:中美贸易摩擦对汇率的影响会不会也波及到中韩美元基金呢?

牛总:我们对此关注了一段时间,最终我们看到人民币的汇率是稳定住的,而且这个趋势也越发明朗。由于中国自身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并没有过度的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会担心人民币汇率破7,现在基本稳定在6.8,而且还在回调,作为产业投资机构,汇率的微小波动,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韩方的合作伙伴对中国未来5到7年的经济状况也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在汇率方面考虑得很少,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上市公司找到新的增长点,再一个是,积极引导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不排除将来中韩两国本币直接结算,我们希望把美元对我们的影响减至最轻。

翟总:中美摩擦一定意义上促使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加速,它能不能成为2019年甚至是未来十年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亮点呢?

牛总:我们在产业投资基金的层面上有个共识,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亚洲,亚洲的引擎一定是在东北亚。东北亚经济要好,中日韩是要抱团的。中韩双边贸易额在2016年底,就突破了2千亿美元大关。中日韩三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始终是无法脱离文明发展的规律的。文明发展的规律作为内核,决定着经济发展规律。所有的经济发展表现形式,都是内在反映文明融合与演进。我们共同是汉文化圈的区域,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直至今日,韩国和日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发扬的很好,相互之间的认可程度,明显高于欧美。从文化同源和亲近上来讲,我们在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过程中,很容易迅速达成一系列的重大突破。不管是民间交流还是工商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远远大于欧美国家。从文化、微观经济领域、企业间合作来讲,将来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会越来越趋近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朝鲜也进一步在和平环境下开放市场,这也将带来东北亚更多的发展机遇,前景非常广阔。

翟总:韩国电信企业也是世界电信业的排头兵,您也一直深耕于是通信领域,我们知道您曾任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秘书长、执行秘书长,随着5G商用的加速发展,它会不会是一个经济强心针?

牛总:5G技术创新及对互联网的彻底改造,会给产业互联网和老百姓生活带来巨大的创新机会。5G实质就是9个字,“高通量、高速率、低延时”。例如,以后下载几个G的高清影片,几秒就可以完成了。智能驾驶需要每时每刻都在识别周围的路况,然后对自身驾驶进行校对调整,如果因为网速的延时,就会出现重大的误判,很容易出现事故。换句话说,只有在高通量、高速率、低延时的5G时代,车路一体化的人工智能驾驶时代才能真正来临。又如紧急救护场景中,由于5G网络信号没有延时,医护机器人工作几乎可以达到零误差。所有关于视频采集、宽带数据获取等相关的产业,都会发生质的变化。由此延展至智慧城市、智慧安防、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等方面都会根本的改变人们的生活。

依托于5G网络而产生的新的科学技术一定会出现,包括很多新的商业模式也会应运而生。这里我特别要赞誉一下我们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的政党,这不是个人的主观偏见,而是基于事实的赞颂!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全体国民提供普及型的普遍通信服务,我们得到的巨大隐形福利是三大通讯运营商覆盖全国的优质的移动互联网体验。不管我们走到祖国的大江南北,都可以得到良好的移动互联网的体验。而在非洲、欧洲、包括日本、美国跨州际活动的过程中,网络体验都要比中国差很多,尤其是美国,四家运营商割据,甚至州际之间的网络覆盖的效果都有很大的差异。这恰恰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得如此快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是全世界最好的。依托如此优良的产业生态环境,无论是做市场资源重整、优化配置的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创业土壤,这是我们的优势和信心来源。

翟总:当今青年创业成了热潮,请您以资深创业人士的身份,分析一下10年前的创业者和如今的创业者有何异同?

牛总:10年前的创业者更多是来源于本行业,并且是具备扎实的行业积累和丰富的职业经历后,才开始创业的。跨界的少,经验丰富的行业老兵多。当时创投机构也还比较少,但是他们对创业者的考核、创业团队的遴选和指导,都比较细心、冷静、扎实到位。所以10年前的创业成功率比较高。现在相当一部分创业者,客观的讲,对其行业未来发展情况是没有想透彻的。很多时候是盲目创业、PPT创业,部分创投机构也是为了完成投资任务,并没有坚持审慎投资原则,有相当程度上的投机成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投机主义泛滥,滋生了市场浮躁情绪。创业者是需要情怀的、需要有责任感的,但是说到底创业是一件很冷静、很严肃、极具挑战的过程。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一定要衡量自己是否做好了吃苦的准备,能否抵抗创业失败后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自身的抗压能力是否足够,管理团队是否足够成熟,行业人脉积累是否到位,种子期的创业资金是否充足等等,只有这些都具备的前提下,创业成功才有可能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我不主张大学生毕业直接创业,除非身处一个生态环境很好的孵化器里创业,否则在基本职业能力欠缺的前提下,仅靠创意点子,就创业是很盲目的,并且风险不可控。严格意义上,创新是精英干的事情;创业则是少数、具有抗压能力、优秀的、具有领导力和强烈责任感、卓越的管理者干的事情。普罗大众更应该在就业和择业上专注本职工作,下真功夫。

翟总:对创业者及其团队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导?

牛总:中国是国际认可的最具活力的市场,无论是海外归来还是扎根北上广深的创业者和团队,不可避免的,都要面临多元化的文化碰撞与冲击。创业团队内部就有不同行业和地域的碰撞,对于创新型事业而言,最初的一两年,最重要的是建立核心团队的企业文化(Team Building),即主要的合作伙伴之间要以什么原则来进行合作。

我有一个在合作伙伴圈里经常分享给大家的金牌合作四项基本原则,你们可以根据我的英文名字Kevin命名为凯文法则,你们独家披露,转载必须注明《创客中国》出处:

第一,互利性原则,永远不要以伤害任一位合作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单纯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好的合作,一定是互利多利的,而不是两害或者互害的;

第二,互补性性则,合作伙伴在经验、资源、知识结构、自身能力方面一定要互补。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样合作产生化学作用和价值增值可能性更大。互补合作的团队稳定性也很好。

第三,共生原则,各方要共同创造出增量,创造出1+1大于2甚至大于11的效果。只有大家在一起能够通过加法做出增量才可以持续合作,否则合作就没有意义;

第四,一致原则,无论合伙人是否全体在场,在合作伙伴之间都要形成一致行动的习惯,特别是在重大决策信息内部沟通时,要公开透明,尽量避免相互欺瞒,个别合伙人之间耍小聪明,造成完全不必要的猜疑和非议,这往往是事业失败灾难的根源。

如果第一原则出现问题的话,说明合作机制设计错误,应该立刻终止,或者重新调整合作机制。如果是第二原则没有满足的话,同样不建议持续合作。只有坚持做到四个原则都能够满足,这样的合作才能够长期持续,共同放大合作价值的团队,结局一定是圆满的。

我相信,如果每个社会经济发展单元自组织的能力很好,那么这个社会经济体一定是健康的;如果每个经济细胞都出现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出现大问题是迟早的。所以,个人建议,如果每一个创业团队从缔结合作开始,就坚持这四个基本法则,那么你们的成功概率就会大大提高。这是我对于每一个创业团队以及成长型企业的管理团队的建议和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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