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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嵩:双周期下,中国企业四大战略变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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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全球化环境中,中国拥有独特的经济发展基础,但也有非常现实的全球化约束。例如,在疫情之后提振经济的举措中,就出现了“老基建”与“新基建”的争论。老基建指大兴土木,大搞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快速恢复经济增长。“新基建”指大规模建设发展5G、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经济基础设施。

很明显,老基建存在许多问题,而新基建投资于未来技术和应用,能够加快推动经济转型。现实情况是,与新基建直接相关的许多产业技术和产品,以及产品生产相关的材料、元器件、核心设备等,仍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荷兰等众多发达国家手中。中国的新基建经济体系中仍有许多“短板”,生产的供应链有很多“卡脖子”环节,需要与外部以共赢、互利的关系推动长期合作发展。

中国企业家应该意识到,从经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转型周期),从要素依赖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球技术创新周期),双周期交织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与资源博弈,将成为未来5到10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环境。中国经济长期、坚实的增长基础仍有赖于扎实的技术创新和核心工业生产力,这将成为多数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定位。这个核心诉求也意味着,中国与全球化之间就发展共识的战略抉择与再平衡,既是个严肃的全球化话题,也关系着每个企业的战略选择。从战略管理的角度讲,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决定了企业的战略目标、资源禀赋及全球整合,以及由此决定的战略执行力。

一、双周期

中国经济转型周期。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转型周期的时间介于2018年到2035年,未来10年内将成为关键的发展动能构建期。

经济转型有两大关键任务:其一,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即高增长要降速;其二,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即夯实高质量增长。

经济高增长要降速,一方面因为动能衰减,促进增长的经济要素边际效应下滑明显,主要是人口与资本的红利。当企业难以获得持续且廉价的劳动力但又要保持增长时,就会更加追求资本化回报。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入虚成为趋势。

国家出台系列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政策,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负面冲击。几乎无意识间的去杠杆和收缩债务压力使中小企业融资难、企业资金链断裂及债务违约等频现。那些通过高负债实现高增长的企业,几乎没有了生存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依靠要素资源禀赋和价格比较优势形成的“高负债”“高增长”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企业以“廉价”资源谋求发展的模式也难以为继。

全球技术创新周期。在各种经济要素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其中,技术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经济要素——人类的知识创新能力取之不尽,创新性技术用之不竭。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经济摆脱了对单一资源禀赋依赖,技术创新在促进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技术创新的价值是透过产业进步和经济增长表现,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评判指标。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性技术创新浪潮。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从技术发明和生产技能积累,再到技术广泛导入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体系有较长的时间周期。

第二,革命性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和经济体系,需要廉价且供需稳定的生产资源。

展望下一个十年。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但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因素的促进效应。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储蓄涌入世界经济,导致全球经济的劳动力成本降低,资本成本降低,资本回报提高。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和更低的利率,即使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在衰减,但美国经济依然实现了腾飞。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在2007年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弗格森指出,“中美国”的世界经济秩序就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和存钱。弗格森指出,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美国”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接近破碎。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科技以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但中国需要的技术仍主要掌握在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悄然来到。普遍认知,这是一场智能革命,人工智能(AI)、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革新技术会开创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然而基于过往认知,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仍处于技术培育阶段,何时以及如何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仍是未知概念。此外,智能时代的新技术还面临伦理和法律等社会性问题的挑战。

未来已来,但未来还难以兑现。中美科技竞争既存在于未来赛道,同样存在于已有领域。未来10年,当智能经济还无法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劲增长新动能时,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已然是对全球经济既得利益的再分配。

在制造业空心化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下,美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实践越来越远离经济生产的中心。在上述状况下,如果重要市场(如中国)和核心产业环节(中间环节)产生大量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企业的“挤出效应”,将会长期且根本性冲击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及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那么,无论未来是否到来,关于未来的竞争的天平可能倾向于东亚地区。因此,我们看到了近年来日趋突显的现象:反全球化浪潮、美国制造业回流、中美科技竞争等。

仅从中国经济转型目标与诉求、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等角度分析,未来1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增加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中国企业家对此要有充分的认知。大路朝前,中国企业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和竞争策略?

二、双周期的挑战及跨越:东亚经验

经济转型有两个关键任务:其一,摆脱单一经济要素依赖,构建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经济体系。其二,技术能力的构建与发展,以及技术经济体系的完善与竞争力。

面对双周期的挑战,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有过成功的经验,拉美则因为错误的战略选择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全球处于能源时代向信息时代发展过渡的技术创新周期。美国积极发展信息技术,以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瓶颈。东亚(日本和“四小龙”)和拉美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后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压力。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把握住双周期机遇,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实现了自身经济成功转型并跻身发达经济体。

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成功经验是:

第一,发展前沿技术的根基和能力,是扎实、可靠的工业化生产技能和产品化解决方案。到20世纪70年代,东亚借助第一波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已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在终端商品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拥有领先的企业管理、生产管理的创新技能。

第二,卓越的企业管理水平,是技术创新持续发展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制度保障。东亚经济转型过程中,结合自身的文化特点,创立了众多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管理新方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今天,精益生产方式风靡全球,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科技产品生产线管理人员备受中国大陆企业青睐。

东亚经验及技术创新的周期性都表明,革命性技术开创了人类发展的新时代,但大多数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来自适度创新的长期积累,包括技术的学习曲线、生产的技术化实现、管理创新的制度保障及商业文明的整体进步。

三、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

第一,从战略方向讲,中国企业要抓住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的过渡阶段,重点关注信息时代的产业技术和生产制造的全球梯度转移,做好“二次改革开放”和“二次入世”规划,使中国加快融入全球技术创新体系,成为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智造基地”。

当前,美国企业加快布局智能时代的前沿技术,逐步将毛利率下滑的技术及产业制造环节转移至其他地区,东亚是主要目的地。中国企业应把握住这个趋势,将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构筑于较为成熟的技术产业化、产品化和边际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之上。在内生性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企业可以更多关注东亚地区的并购目标,寻找外延技术创新发展的路径。在并购过程中,应将获取技术与共建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结合,更加紧密地打造东亚整体的技术创新集群效应。在此方面,汇顶科技的模式值得借鉴。

第二,从战略布局讲,以产业巨头为根,与供应链龙头为伴;学习东亚经验,重点发展化工化学、材料、元器件等领域技术,为智能时代打下坚实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

产业巨头指具有全球性产业价值链及技术创新领导者地位的厂商,如苹果、特斯拉、华为、谷歌、微软、亚马逊、索尼、三星、沃尔玛等。在产业巨头之下,伴生着供应链龙头企业,如台积电、富士康、高通、德州仪器等。以产业巨头为根,紧密把握技术创新的趋势,参与其关键技术在供应链体系内的创新裂变,从优秀的供应商发展成为创新的引领者。

无论是产业巨头还是供应链龙头,现代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重大技术创新都集中在一些战略性关键产业,如化工、化学、材料、机械、精密制造等领域。中国目前在这些领域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随着既有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未来几年内,这些领域内原本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企业,会逐步退出市场,这给了中国企业并购的机会。

近年来,大量国内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了难得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如闻泰科技、韦尔股份、耐威科技、沃特股份。中国中小企业应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战略机遇,依托中国市场,联络产业巨头企业和供应链龙头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加速技术进步。

第三,从战略执行的角度讲,中国企业建立以供应链效率为核心的管理创新。

由于技术在跨地域劳动分工和生产体系中占据了决定性的连接作用,每一个技术环节生产关系的连接就构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在技术创新迭代、产业竞争、“苛刻”消费者等因素影响下,供应链效率日益成为产业价值链的决定性因素。简而言之,那些具有强大技术创新力的企业逐渐发展成为产业巨头,而具有超强产业技能和供应链协同发展管理能力的企业则成为了供应链龙头企业。

第四,从战略创新的角度讲,将中国市场作为战略管理的目标,不同行业企业以云、端、路、网四个层次,构建商业模式创新的长期战略,完善企业的综合创新体系。

新技术并非是商业的“孤岛”,对既有社会经济改造升级,形成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是技术革新的真实商业价值。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驱动下,经济活动也将更多应用新技术,智能时代将呈现出云、端、路、网四个经济层次。技术创新及其商业活动,将越来越围绕于上述四个层次而展开,这有助于大幅提升经济整体及个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和商业化进程。

云——亚马逊、微软、谷歌、Facebook及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提供云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构建在数据采集、分析与计算模型,公共算力服务,以数据为核心的商业资源整合及分配,产业技术创新共振效应及其裂变等等方面,已初步建立起较强竞争壁垒。

端——触及市场终端的产品和服务,领先企业基本构建起“软硬结合”的商业模式和竞争壁垒。软是软件和平台服务,如苹果AppStore;硬指智能终端产品等,如苹果手机、Mac电脑等。“软硬结合”的模式实现了消费市场的广泛覆盖,同时又建立了服务的长尾。端的代表性企业有苹果、特斯拉、三星、华为、小米等。

路——在技术、产品和服务之间,建立起整体商业系统的通路,一种是实体“路”,一种是虚拟“路”。虚拟“路”是信息和数据服务的交易通路,也被称为信息服务工具或信息平台,如淘宝、微信、支付宝、今日头条、抖音等。在信息之“路”上,供求双方可以极低的成本交流和交易。

网——技术创新共振及其裂变的环境、体系、规则和资源集合。一种是物理空间,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硅谷、东京等产业集群区域,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充裕的人才、丰富的创新资源等。一种是虚拟空间,如谷歌、Facebook、阿里、腾讯等,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公共的技术、生产、营销及用户、数据、信息等方面的网络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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